高铁流空间效应--城市更亲密or人们更疏远

9月14日，再2014中国城市规划年会“区域规划与城市经济”专题会议上，来自广州市城市规划设计所的朱秋诗与参会代表分享了《高铁“流空间”效应下的社会空间重组初探--以沪宁高速走廊为例》的专题报告，通过对高铁影响下的社会空间进行详实的实地调研与问卷调查分析，解析了高铁“流空间”影响下的社会空间变化。朱秋诗提出，高铁缩短了城市间的时空距离，促进了居民生活方式的跨界化（比如跨城通勤），这带来了区域间社会隔阂的削弱。但同时，由于高铁沿线建设的新城，重点发展的精英空间场所，以及高铁本身较高的消费需求又引起了社会富裕与贫困阶层隔阂的重建。

　　中国的高铁建设自2008年以来飞速发展，运营总里程数、平均运营时速都已是世界第一，预计至2020年，“四纵四横”客运专线规划将使高铁站点覆盖全部省会城市。高铁的飞速发展无疑带来了城市的繁荣，顺畅的交通流给高铁沿线城市带来了相应的资金流、信息流，时空距离的大大缩短更是促进了城市间的交流以及区域的一体化，与此同时，还带来了相应的社会空间变化。

　　朱秋诗等通过对沪宁高铁走廊一年多的实地调研和1000多份问卷的发放，对高铁“流空间”效应带来的社会空间重组进行了详尽的研究。他提出高铁流空间效应带来了社会隔阂的削弱，同时也带来了隔阂的重建。高铁带来的城市间紧密联系使城市的边界日渐模糊，区域逐渐一体化，城市内部和城市之间要素流动的强度、速度和广度也大大提升。以沪宁走廊为例，从南京到上海，平均7分钟一趟列车，高峰时间1~3分钟一趟，交通同城化现象已经越来越明显。社会关系网络化和功能空间组织区域化使区域隔阂日渐消失，尤其是跨城通勤模式，更是带来区域、社会一体化。然而，不可忽视的是，高铁“流空间”削弱社会隔阂的同时，却由于高铁自身的特点，又重建了新的社会贫富阶级分层，带来了新的社会隔阂。借助高铁带来的交通、资金等优势，高铁沿线往往会进行新城的建设，并以总部经济、商务金融等精英空间场所为主。经调查，由于高铁较高的交通费用，乘坐高铁多为企事业、技术人员等精英阶层的代表，因此高铁带来的沿线空间反而成为了精英场所。这又重建了新的贫富隔阂。因此，在进行空间治理时，不仅要关注经济地理空间，更要关注社会空间，进行管理理念以及治理方式的革新，建立更加和谐的社会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