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京祥：中国规划理论建构的三个来源

9月13日上午，由主办的2014中国城市规划年会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盛大开幕。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区域规划研究中心主任张京祥在会上就中国城乡规划转型的政治经济学做大会报告。张京祥教授接受了中国城市规划网特约记者张超荣的专访。

统筹城乡规划要多体系多领域治理科学结合                                                                                                        

张超荣：本次规划年会的主题是“城乡治理与规划改革”，您刚才做了题为“空间治理与规划转型的政治经济学”的精彩报告，厘清了治理与管理的关系并提出城乡规划的本质是空间治理，请问除了空间治理外，城乡治理还包括哪些主要方面，空间治理在整个治理体系中充当什么角色？

张京祥：从宏观上说，国家提出了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如果一定要进行治理体系或领域划分，我想除了空间治理外，最起码还有政治治理、经济治理和社会治理等。所谓政治治理主要指国家的政治制度如何让国家的行政体制更加民主、法制、高效；所谓经济治理是指如何让国家的经济体系运转更加健康，如何让市场更加规范、有效地去配置资源；社会治理的内容是如何创造或塑造和谐社会，弥补社会裂隙，促进社会认同等；空间治理主要指规划如何通过空间资源的分配、使用来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

空间治理与政治、经济、社会治理是密切相关的，所有其他领域的治理，最后都和空间治理直接相关，空间治理无法去回避这些问题，甚至其他治理都将体现在空间治理上。譬如刚才我在主旨报告上谈到的厦门PX事件、杭州垃圾焚烧厂事件，它们实际上可能是和政治治理、经济治理、社会治理相关，但最后都表现在了城市空间建设上的矛盾，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规划界树立治理理念，把规划从过去简单工程技术型的思维转向对治理的认知，实际上是使得规划如何去更加匹配现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变革，使得规划在整个工作中更加主动、有效的很重要的方面。

城乡基层治理体系要保持开放心态，促进公众参与                                                                                                 

张超荣：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看得见山，望得见水，留得住乡愁”的新精神对乡村治理提出了更高要求，而目前业界对于乡村治理方向未形成共识，请您结合规划改革谈谈。

张京祥：关于乡村治理，同样它也涉及到政治、社会、经济、空间的方方面面，我觉得前些年我们国家在乡村治理方面已经做了很多的工作。譬如推行村委会直选，我国70%以上的人口已经享有直选的权利，这是一项很重要的治理改革，实际上这就是政治治理的改革；在农村推行的社会保障、合作医疗体系的改革属于社会治理；农民农业税的减免、经济上的扶持属于经济治理；也有空间的治理，譬如规划界做的乡村规划和乡村建设。

从规划界来说，村庄治理存在的主要矛盾和问题是我们还没有充分地从乡村治理的角度去认识乡村规划建设工作，很多人批评我们是带着城市规划的思维和价值观去做乡村规划，把乡村做得像城市。或者说规划师是把自己作为高高在上的技术精英去给农民做乡村规划，认为农民不懂，自认为我们有专业技术，能做出的是漂亮的乡村，农民应该很满意，应该住进去。但事实上，乡村经济社会发展在国家社会、经济发展转型时期也面临很多矛盾，所以规划师如何摒弃城市型的思维、技术型的思维、精英型的思维，真正地考虑农民利益的诉求，或者是换位思考，站在农民的角度去思考，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

这次规划年会有一个论坛，主题是“社区规划师是技术员还是协调员”，过去规划师更多的是作为一种技术员，现在是协调员，不要以规划技术、规划师的理念先入为主，要充分尊重农民的意愿和想法，用规划的专业技术去服务他们的诉求。在台湾等地都在讲一个词，叫社区营建，就是解决乡村的问题最根本的还是农民自我激发对乡村的热爱，对家园的热爱，然后实现他们自己的发展诉求，规划师、政府以及其他社会经济力量都是提供了一种帮助，而不是简单地取代他们。

要以三大理论为根基促进我国规划学科的转型发展                                                                                                 

张超荣：前一段时间新浪微博掀起了“传统城市规划已死”的激烈讨论，而您在规划学科和行业发展方向等方面有持续、深入地研究，特别是去年出版了《当代城乡规划发展思潮》，所以请您谈一谈我国规划学科的根基及学科未来发展的主要方向。

张京祥：所谓的“传统城市规划已死”是一种夸张、刺激性的语言表达，实际上更准确的说是在国家政治、经济发展大的环境变化下规划应该转型。过去规划的思路、方法、模式已经不适应新的要求，应该研究规划如何去做适应性的调整，所以我个人不一定赞成说“规划已死”，应该说是规划转型。

另外，我有一个重要的观点是对任何事物、人物的评价都应该放进特定的历史环境中，今天可以对中国过去的规划有很多的批评，物质形态强、不注重以人为本。但是为什么会是这样？其实在当时快速发展，空间管制失控、大建设的时代，可能物质型、技术型的规划更管用，更及时，更有效。当然当今社会变化，社会矛盾更加突出，做那样的规划已经不适应了，我们可以去批判，但是不能说没有历史价值，这是不正确的，因为任何一个事物都应当放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去评价。

有人说过这么一句话，我觉得很好，他说：“认识自然现象是越近观察越好”，观察一个事物，可以用分子去分析，分子不够用原子，光学显微镜不够用电子显微镜，越近看的自然事物越真切、越准确。但是认识社会现象和事物往往可能是离得越远越好，当你身处其中的时候可能会受到各种局限，不能做出客观准确的评价，但是可能过了一段时期，把事物置于历史的长河中，再去评价它，可能会更加客观。所以对中国的城市规划来讲，风风雨雨几十年，有成就也有很多的问题，但是不宜简单的否定，应该更加客观地来看待它。

另外，关于中国城市规划的根基，自新中国成立后，规划是受苏联的影响，之后停滞。到改革开放以后，基本上是受西方的观念、理论、学说影响，采用的是一种拿来主义的态度，面对遇到的问题，搬来西方理论，不好用的话再换，所以许多的新理念、新理论我们都知道。现在很多人说西方学者别再跟我们讲他们的规划理论，这些我们都知道，遵循了很实用主义、拿来主义的态度，但是这样的问题反映的事实正如规划学会石楠秘书长所说的，中国现在的规划界，是一手的实践，二手的理论，轰轰烈烈的规划实践下是我们很少的原创规划理论。

如果说的再大一点，按照我们习总书记说到的道路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等等，那规划到今天可能确实面临一个问题，正如刚才提到的中国规划的根基，那其实就是说我们中国本土的规划理论、方法是什么，这个是我们今天必须去思考，必须去探索建立的。

就我个人理解，中国理论应该有三个源头，第一是中国快速城镇化的现实背景，这是人类有史以来其他国家都没有经历过的，这么大规模的、迅速的城镇化以及带来的复杂的、严峻的问题，所以在这里我讲一定会成为我国本土城乡规划理论成长的丰厚土壤。第二我认为是西方规划理论的借鉴，我刚才讲到的是我们不能简单的拿来主义，但是人类社会先进文明成果我们当然要运用，毕竟西方国家经历的工业化、城镇化比我们早，他们有很多的理论、经验是值得我们借用的，拿到中国来可能面临一些改造和再调整。第三就是中国传统的文化思想，刚才我报告中也谈到了中国传统的文化价值观，以及传统的空间规划、环境营建中的很多手法实际上对于解决当今现实问题，探索高密度环境下的人居环境如何去更加美好地塑造都有很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