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爆！2018中国城市规划·长安论坛探讨丝绸之路文化传承与本土城市营造智慧

常务理事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

杨保军院长从城市风貌的基因、不同基因的影响尺度、城市基因对风貌的影响机制、基于本土性的城市设计方法四个方面阐述了文脉传承策略与城市设计方法。

人类文明发端于特定的自然地理环境，差异化的自然本底培育异质的文化基因，建筑的特色风格是响应地理文化环境的产物。杨保军院长引经据典，通过丰富翔实的案例阐释了城市风貌形成的7个基因：第一，地形地貌是城市重要的先天基因，对城市整体格局和结构起决定作用；第二，气候从宏观到微观各层面，影响城市结构、街区布局、建筑形态与色彩、城市绿化率、地下空间利用等；第三，生产模式与生产方式 对城市空间组织和建筑形态产生显著影响；第四，建造技术与传统是微观层面体现在建筑形式上的重要基因；第五，宗教与崇拜是城市精神层面的追求，能够隐性而深刻地影响城市空间形象；第六，文化习俗与生活方式是城市社会人文取向的非物质环境，城市物质空间环境是它的具体载体；第七，历史在不同时期给城市留下不同的印记，城市就是一本活着的历史。

百尺为形，千尺为势，杨保军院长通过对北京的山水格局与营城脉络、北京城市副中心规划设计等案例的分析，指出不同基因的影响尺度也各不相同。山水格局和文化脉络影响城市设计的宏观格局；滨水地区、山前地区、地方传统商业区、社区等是城市设计的中观模式；街道、广场、场所是城市设计的微观载体。

杨保军院长指出，城市基因对风貌的影响机制主要体现在极化效应和叠加效应。通过对单个要素的反复表达和突出，可以达到强化本土性的效果。而城市最终形态是多种基因叠加的结果，某一个基因相同的城市，可能因为其他基因的不同而呈现出迥异的风貌。

最后，杨保军院长分析指出，基于本土性的城市设计方法需要处理好群体与个体、实体与空间、显性与隐性、本土与舶来的四大关系。第一，在城市中，群体与个体的关系是图底相生的，以大量风格类型一致、区域均质化的群体作为城市的“底色”，以少量特异化的个体作为城市版图上令人眼前一亮的吸引点，在城市设计中需要处理好各元素的主次关系；第二，实体创造可视、可触摸的城市；空间作为实体所“挤压”出的产物，对实体具有隐性的胶合作用；第三，城市风貌本就是物质与精神的结合，“貌”是城市物质环境的综合表现，具有显性特征，“风”指内涵，是充盈于城市中的氛围，具有隐性的特征，是场所精神之所在。具有深刻本土特色的城市，在处理好物质层面的同时，更要传达好精神寓意；第四，本土文化与舶来文化的相处是一种博弈，避免泊来文化对本土性造成强势冲击的重点在于坚守本土要素，将外来文化带来的外在风格在城市面貌层面的表现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

副理事长

山地城乡规划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

重庆大学教授

赵万民教授通过梳理三峡库区人居环境建设的六大阶段，进一步分析三峡工程与人居环境建设的科学问题，深入解读后三峡时期人居环境建设的探索工作，最后结合三峡库区龚滩古镇移民迁建的实践案例，探讨山地人居环境的地域性和科学性。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水利枢纽工程，三峡工程也是最大的人居环境建设工程。三峡库区的人居环境建设是一个比较长的时期，2009年前，是城市、镇搬迁和移民安置的时期；2010年以后，进入“后三峡时期”，库区的主要任务，是城镇化发展、社会经济发展、民生工程建设、基础设施完善、生态环境与安全建设、文化环境建设等。

吴良镛院士早在1993年就指出：三峡工程不仅是一项水利枢纽的建设工程，而且是从移民搬迁到大地区人居环境建设的一个城镇化发展的特殊形式，是一项举世瞩目的社会工程和文化工程。

赵万民教授认为，围绕提升三峡库区城镇化水平，加快推进城乡人居环境建设进程，不仅具有较之东、中部地域发展的事半功倍效用，而且是三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也是国家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历史使命。

面对三峡库区以流域为单元的生态系统、以山地为典型特征的地理环境、多民族多文化系统下的聚居传统等地域特征，赵万民教授在人居环境学的理论框架下，以“建筑-城乡规划-风景园林”为主导，从区域、空间和时间等的综合性、特殊性方面，研究三峡地域人居环境发生、发展的客观规律。针对其在三峡库区的具体表达，以百万移民“安居乐业”这一实际问题为导向，探索三峡库区新的聚居过程的科学问题。

科学性的探索其发展规律，使学者们充满信心，面向未来。赵万民教授的学科团队全面探索后三峡时期的人居环境建设，不懈研究三峡人居环境建设的理论方法与实践、山地城乡规划的土地资源集约利用、三峡历史城镇文化遗产的保护理论与应用，及山地人居环境雨洪管控的理论与应用。

最后，通过回顾与分析三峡库区龚滩古镇移民迁建案例，赵万民教授表示，三峡人居环境建设是低碳的、生态的、民生的，也是可持续发展的，它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赵万民教授强调，山水格局和生态环境是人居环境构成的根本，是建筑学、城乡规划、风景园林的支撑载体；需要更多的理论探索和实践研究，把握其本质，建设符合人类理想的聚居环境。

国外城市规划研究专业委员会名誉主任

《人文地理》创刊人及主编

王兴中教授从人、社会、城市、城市发展管理四个方面阐释了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城市化生活需求。

从人的角度来讲，从古至今，人们一直在坚持不懈地追求美好的生活空间，王教授指出，相应地，城市空间就必须要满足人们生活消费行为的个性化、阶层规律、偏好需求规律，满足人们追求城市化生活、向大城市流动的趋势，因此，城市生活是高度自由选择的（空间）生活方式。

从社会的角度来讲，王教授强调，我们需要把握社会流动性下的空间文明规律。从社会科学的角度探讨城市生活空间需求驱动力及其机制，需从“社会结构与社会机制解释其城市空间社会现象” ，并从中去探讨需求驱动力问题。王教授介绍了（后）现代社会与转向的空间价值观、发展（地理学）的城市生活的空间结构、新人本主义价值的生活空间质量理念，指出，生活空间的人本价值性才是普世的质量追求、文明的体现。

从城市的角度，王教授重点阐释了地理学“社会论”下城市生活空间质量观。他指出，追求生活质量价值是民众的普世新人本性诉求，介绍了城市生活空间质量观的思想性。

从城市发展管理的角度，王教授指出，若要构建与人们日常生活行为和谐普世性的（社会）生活空间，不仅要关注城市各类型人群的（社会）生活空间普世性质量，还要关注不同发展水平城市人群的普世性空间生活质量。王教授强调要以构建城市（社会）生活空间单元体系为目标，从控制城市居住社区-生活行为场所体系结构与布局水平为方向，以城市空间控制规划为手段，达到满足各类人群城市“普世性”适居与舒适空间发展的质量水平。可通过“城市资源”控制城市社区体系结构与布局水平，通过“社区资源”控制社区场所体系结构与水平。

城市规划新技术应用学术委员会委员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特别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龙瀛教授团队长期利用传统数据、大数据和开放数据，并通过量化研究方法、城市模型、先锋技术手段等来认识城市并理解城市系统，并致力于在此基础上的空间干预和规划设计支持。他也指出，人本尺度的城市形态和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这也是团队近几年持续攻关的方向（如公共空间的品质与活力的测度、什么是好的公共空间以及好的公共空间营造的规律等）。

理解城市系统工作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客观认识中国城市系统，厘清城市研究和城市规划的这一基本概念问题。他从行政地域、实体地域和功能地域这三个维度来看待城市，并认为新数据环境作为传统数据的补充，可以揭示城市发展的客观规律，本次主旨报告亦建立在庞大的数据分析基础之上。他指出，究竟什么是城市？龙瀛教授引用了北京大学周一星教授的观点：中国的市不是城市，中国市长管理的范围太大。

龙瀛教授以北京为例，从行政地域来看，北京市就是指它的市（辖）区；从实体地域来看，城市是指城市化地区，北京市基本对应其五环内和紧邻的周边地区；从功能地域来看，城市是指中心大团及其劳动力市场辐射范围（如15%以上通勤到中心大团），如此来说，燕郊是北京市，但延庆或平谷则不一定是北京市。

从行政地域上来看，中国现有六百多个城市，这个数字持续变化中。当前国内外学者研究中国城市系统，最核心的数据就是住建部的中国城镇建设统计年鉴。但是，他经过大量人工工作发现，近几年有160个城市的市辖区边界发生了巨大变化，例如县改市，县级市纳入地级市成为区等，更有乡镇街道办事处层面的微调。统计年鉴上并不会体现出这个变化。所以龙瀛教授认为，既然中国城市行政边界一直在变化，那么用统计数据（针对市区）来做研究就会造成数据难以追踪、不可比较。

另一个问题，县城是不是城市？从行政上来看，它不是，因为县城不在600多个城市的范围里面。龙瀛教授强调，中国的城市更多是一个行政的概念，是二级行政区划，而非功能实体概念。

龙瀛教授提出设想：从形态上来说，很多道路交叉口凑到一块，如果道路交叉口密度高、数量大，是不是就是一个城市？他从学术上给出了自己的定义：两两道路交叉口之间的距离小于300米，至少有100个道路交叉口，这100个道路交叉口构成的大致4平方公里的范围，就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城市。按照这个原则，龙瀛教授将全国划分为4629个城市，之后他还从形态和功能角度将重新定义的城市分为了四类。

龙瀛教授还利用2016年8月24日-26日（周三-周五）4300万次滴滴出行的数据，看到了城市内的联系和城市间的联系，为从功能上重新绘制中国城市系统提供了数据基础。

龙瀛教授提出，他的团队正在这些已有研究基础上，致力于从街道办事处和社区等空间尺度，用行政单元重新划分城市，这样可以为民政部门提供更好的参考和数据支持，并可以用新的数据跟踪这些重新定义城市的发展指标。这对空间规划也有启示：空间规划的规划范围如何定义？城市总体规划是关注整个市域、市（辖）区（行政视角的城市）还是中心城（实体和功能视角的城市）。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副校长、教授、博导

王树声教授从中国优秀的城市规划传统、中国城市规划传统的发掘与学习、历史智慧的现代意义三个方面阐释了城市规划的中国智慧。

王教授指出，中国具有优秀的城市规划传统，这是中华民族在数千年的城市规划建设实践中世代累积经验的结晶，蕴藏着区别于西方且极具中国智慧的规划原理和方法。这些与现代规划体系具有重要的互补性，对构建中国特色城市规划理论体系、增强中国城市规划的理论自信、资鉴和指导现代城市规划建设都具有重大意义。

王教授介绍了其团队对中国城市规划传统的挖掘与学习情况，全面证实了中国具有独特的城市规划体系，而且从城市规划在山水、人文、历史、经济、科技、民族、生态、人物等十余个方面系统揭示了中国城市规划的现代价值。

王教授着重从四个方面阐释了中国城市规划历史智慧的现代意义。

第一，结合自然山水的城市规划。他指出，中国城市规划首在寻找自然山水的秩序，并在自然山水认知模式、结合自然山水的层次、结合自然山水的城市秩序构建等方面积累了独特经验，形成中国规划以人的在地感受为出发点的特点。中国城市就是在统筹大形、外形、内形的过程中，把人工建设与自然山水紧密地关联在一起，形成整体。

第二，城市人文规划。中国文化特别重视对“何谓人”这一命题的讨论，这也直接影响到城市人居环境的规划建设。王教授指出，纵观我国数千年的城市规划与建设史，高度重视精神文化空间的选址、布局和建设，城市文化精神是具体的，而非无形的，须由文化空间和用地支撑。建立一个上承中华文化义理，下通山川人物，融会并超越生用功能且极富地方个性的城市山水人文格局成为中国历代规划先贤坚守、传承和创新的关键，形成一座城市的文脉和基因。这是中国城市的根基，也是中国城市规划极光辉高明的传统。

第三，城市古迹保护与文化传承。王教授指出，中国规划则十分重视将古迹与现实生活融合在一起，强调与历史的接续，强调人与古迹的关系，重视古迹背后文化意义的传承。

第四，经济繁盛时期的城市规划。王教授指出，基于“革化调适”的思维，新秩序在对旧秩序的继承与发展中，不少城市还因经济发展，而对原有的城市空间秩序进行延伸和提升，形成了古今交融的城市空间新格局。增长的新空间并不仅是商业或者居住等功用空间，新的文化空间也随之产生，不断涵育着新空间中的人。

结合上述方面，王教授提炼了中国城市规划“人文优先、 风景关联、历史接续、革化调适”四大特点。

最后，王教授呼吁，揭示中国城市规划传统的现代意义和价值，将之成为中国特色现代城市规划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不仅是中国城市发展的现实需要，从城市规划学术传承来讲，也是一个古老的文化大国在当代城镇化进程中应当且必须完成的历史任务！

2018城市规划·长安论坛会议预告

专家报告丨张杰：城市遗产传承与场所营造

大咖对话丨单霁翔VS伍江：城市要温情，文化要自信